一般来讲，为人物立传可以考虑有多种写法，比如可以立足于此人的一生脉络，从生到死地素描出一幅标准画像；也可截取传主青年或暮年的某一侧面剪影留传于后世，“立传”的要素肯定少不了时间流程的跨度和对流程之内人物谱系的栩栩描绘。如此看来，为某个时代立“传”显然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因为从理论上而言，中国历史发展的流程就如人类的肌体从年轻走向衰老一样，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和生命周期。在我的印象中，以“大通史”的形式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全景式“立传”的作品已有多部，但为某个特定时期全面立传的作品却付阙如，所以由戴逸先生主编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出现，无疑为中国历史中一段瑰丽异常的横剖面留下了一束生动的剪影。
正如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主席约翰·施洛巴赫先生在丛书序言中所示，描绘十八世纪的世界史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十八世纪作为“启蒙时代”是欧洲内部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仅仅从此意义而言，十八世纪才被欧洲史学家界定为近代革命的关键时期。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十八世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朝代更替中的一个时段而已，起码按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标准衡量，似乎并不具备突破性的涵义。同时他也指出，我们不宜把欧洲理性发展的标准公式直接套用到中国历史的头上。戴逸先生在《导言》卷中更是明确昭示出十八世纪中国还没有真正置身于西方力量的辐射圈内，所以西方中心的评价尺度是不适用的，他说：“18世纪中国所以不能选择有利于实现近代化的政策，因为近代化的任务尚未被客观历史进程提上日程，以上所述文化交流，限制占田，废除科举，对外开放，放宽思想控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等等，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良好的、正确的政策，有利于中国的进步。但生活在18世纪的中国人并无此种感受，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政策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合理性及十分迫切的必要性。”这种把历史情境化，不以今人揣度古人的历史主义态度，成为撰写这套系列专著的明确指针。
那么为中国十八世纪立“传”的目的何在呢？在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时间谱系中，“十八世纪”之所以显得特殊，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康、雍、乾盛世权力凝聚的焦点，而恰恰在于这一时期是中国步入世界现代体系的一个临界点，同时也是中国由盛转衰的临界点。十八世纪以前，中国仍踩着朝代更叠规定的固有时序钟点，维系着舒缓平衡的节奏步子，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则在西方现代化刀剑的频频斩杀下被割得血污满脸，步履趔趄。夹在现代化命运交响中间的“十八世纪”，变成了田园小诗与狂飙突袭之间的间奏曲。当年费正清把整个《剑桥中国晚清史》的起始时间锁定在了1800年，也就是十九世纪开始的第一年是颇有其深意的，这一数字喻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布罗代尔则认为，从15到18世纪期间，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虽有相当强烈的向外拓展的意向，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内部运转的过程，18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才开始对人类的全部生活，对世界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文明施加影响，世界逐渐被纳入了一个统一体的格局。中国恰恰是在18世纪结束的时候，开始被逐步视为这个整体规划的组成部分。
中国自从进入近代世界的全球化格局以来，固然总是被不断侵削着其渊源甚深的文化本位意识，但它绝不会轻易成为全盘西化聚餐中的刀俎之肉，就如格尔茨所说，非西方文明一旦遭遇西方就会熔炼出“本质主义”与“时代主义”交汇的生动活剧。在这出活剧中，传统角色不断被赋予异质文化的时代特征，同时其角色面具的本源底色却仍然无法因为异质油彩的涂抹而被完全遮藏，十八世纪的中国就像这场活剧中的开场锣鼓，鼓点急急响过，大幕即将拉开。
从现代化的逻辑而言，作为中国走向全球化之序幕的十八世纪缓缓落幕以后，十九世纪上演的连台大戏好像都是理所当然地演示着世界趋同的正剧，“资本主义”似乎不证自明地变成了所有社会必须踏入的公理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十八世纪的中国很容易变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扩散模式的一个注解。因此，我们要准确地定位中国在十八世纪世界场域中的位置，就不能仅仅用十九世纪以后的标准去裁量筛选以往的时代，而是要比较在全球化实现之前中西发展中的同一性因素，然后在各自一度相似的发展道路中寻找到分化的转折点。比如有的学者已经发现，十八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都存在原始工业化的能力，即所谓“斯密型动力”，具体表现为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欧洲农村手工业为城市新型工业模式所取代，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向才最终与西方分道扬镳。（吴承明《转变的中国·序》）所以，只有当我们通过互为主体的比较策略，揭示出十八世纪中西社会结构中的同一性因素时，才能避免用十九世纪西方全球化的标准武断地取代和贬低十八世纪固有的特征。
从思想文化领域来看，十八世纪是中国考据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考据学崇尚从具体的典籍校勘中恢复儒学的微言大义，这种唯名主义（nominalism）知识论倾向曾经一度使人感觉到，考据方法几乎从释义的工具转变成了以求真为目的，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蕴藏的“进步”倾向有别于传统的方法，这明显受到了耶稣会士引进西学的影响，但十八世纪外来因素渗入中国虽有远超前代之势，可毕竟就像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徐徐倒入了一瓢水，远没有如十九世纪那样形成惊涛拍岸的波澜。故所谓“唯名主义”知识论的发生远非西学冲击的幅度所能解释，而是有其内在的自生逻辑。只要我们采取反向思考的角度就会发现，十九世纪西学向中国的大规模渗透，可能恰恰暗合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内部发展起来的新型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西学表现出的任何正当性与合理性必须经过与中国本土的因素相衔接，才能昭显出它的有效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西学与中国本土因素的冲撞与融合，在十八与十九世纪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境特征，十九世纪西方知识的传人是以外国势力强行打破中国大门为前提的，知识的任何播散形式多少都带有暴力血腥的痕迹，而在十八世纪，西学知识的和平输入则基本取决于中国政府对其宽容接纳的程度，所以十八世纪的中国学者面对不同的知识形态有可能具备更多的回旋空间和自由选择的意向，也有可能采取相当主动的姿态把西学作为国学的补充成分而予以容纳。进入十九世纪则情形大变，选择的空间被一步步融入到西方权力话语的控制标准之下，自由交流一变而为强迫接纳。比如某些考据书院中的“分斋课士”原则本是相当纯粹的本土现象，只不过在形式上与西方教育体系中的现代分工规则颇有暗合的地方，然而在十九世纪，“分斋课士”却显然从内涵到形式都被彻头彻尾地强行改造过了，最终书院的功能还是被迫让位给了现代学堂。
在清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纠葛方面，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可谓判然有别，十八世纪的清政府强调中央对地方的垂直控制，它通过中央政权对官僚阶层的层层评估，调控着地方社会卷入国家事务的范围和能力。例如清初的圣谕宣讲虽然采取的是传统乡约的组织形式，但内容却是由皇帝直接拟定的，这与乡约最初善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民间自治体制完全不同。反之，十九世纪的中国政府则采取把更大的自治空间开放给了地方社会的办法，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中央政府参与地方秩序的能力明显遭到了削弱。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公共空间的拓展标示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中国开始出现；其他学者却认为，地方社会自主空间的扩大并非基层精英有意经营的程序，而是政府让度的结果，基本与“资本主义发生学”的模式无关。其实，“公域”的出现与否，尽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已逐渐转型为与西方制度变迁相互参照比较的焦点性概念，但是无论是“政府让度’还是“士绅自觉”，近代中国空间转换的方式都会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循循演化，而不仅仅是外力控驭的结果。把这一判断放在十八世纪内部的研究中也是适用的，比如考据学的兴起原因似乎就不能仅归结于清廷的政治迫害，因为江南社会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自身也可能生产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知识传承体系，外部的压力只能成为知识生产特征的动因，却不能形塑知识共同体的构造方式。
关于如何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定位，戴逸先生特别强调了两方面的关照，一是力求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比较，改变中国史和世界史分隔和孤立研究的习惯。二是希望在时间和空间上作相应的拓展，不仅限于18世纪，而力求了解17世纪的来龙与十九世纪的去脉。我个人的理解是，对中国十八世纪这一研究对象作明确的界定，显然不应把它封存起来，做密闭式的探讨，而应视之为中国与世界接榫的临界年代予以把握；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自动跳入现代化叙事和西方中心论设置的权力陷阱，重复着从边缘走向核心的神话，也正是在掌握这二者的平衡的过程中，这套丛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中国十八世纪绚丽多彩的画卷。
（戴逸主编：《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下分“导言”“政治史”“军事史”“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对外关系”各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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